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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目、書影與古籍版本鑒定

書目、書影及其應用,屬于目錄學范疇,而古籍版本鑒定,則是版本學的核心。然而,從理論上和發展史上來考察,兩者之間又是一脈相承的。版本學雖然形成于印刷術發明之后,但它的形成與發展,必然有個過程。西漢劉向奉命整理、校讎國家圖書,并編制書目,撰寫提要,實際上就已從事版本鑒定與研究了。這是因為編目和解題都必須以弄清本子的存佚、真贗、異同、殘足、優劣為前提,而這個前提恰恰是版本學研究和應用的課題。這就是說,版本學早就萌動于漢代。不過,在它成為一門獨立學科以前,只是作為目錄學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版本學既派生于目錄學,版本鑒定也就與書目、書影的應用結下了不解之緣。

任何一位古籍版本鑒定者,要提高鑒定的成功率,都必須加強版本鑒定的實踐,不斷提高鑒別能力。但是,并不排斥對輔助性因素作用的發揮。個人的任何一項實踐活動,都要受時間、地點和條件的限制,難免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因此,都不得不借重前人和時人所總結、積累的實踐經驗。書目、書影,是古籍版本資料的薈萃。它正是前人和時人實踐經驗的結晶,可以彌補個人實踐局限性所造成的不足。何況在版本鑒定過程中始終都離不開書目、書影的指導。

那么,在古籍版本鑒定中,如何用好、用活書目、書影呢?我認為:

一、要認真審核。書目,一般運用表格形式介紹古籍的基本情況,揭示一書異于他書之所在。應用的時候,要認真核實書名、卷數、著者、刻梓者或傳抄者、刻梓或傳抄的年代與地點等基本項目,是否與待查古籍相吻合。有出入,哪怕僅僅有一項出入,也不能看作同一版本。例如,唐李賀《昌谷集》一般四卷,外集一卷。明萬歷四十一年刻梓的,卻是沒有外集的五卷本。即使同是四卷、外集一卷的刻本,也還有明仿宋刻本、明凌濛初??瘫?、明汲古閣刻本等多種版本,必須認真鑒別、核實。書影,則通過圖像來揭示。應用的時候,著重審核待查古籍的行款、版式,字體等是否與圖像一致。如有可能,還要核對牌記、諱字、刻工、藏章,以及批校題跋的筆跡等。只有審核的項目與待查古籍一模一樣,才能定為同一版本。

二、要注重實踐、探索和總結。自西漢以來,歷代所編書目浩如煙海。怎樣才能從書海中撈出適用的書目來,這對從未接觸過書目、書影的人來說,是件難事。但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并在實踐中勇于探索,善于總結,那么,這繁多的書目、書影大體上都有哪些門類,什么門類的書目、書影能解決什么問題,在同一門類中,哪些較為常用、實用,等等,將會逐步在腦海里形成一幅脈絡分明的應用圖譜來。一旦需要,就可以按圖索書。比如,需要解決有關古籍版本和古籍批評的問題,只要分別拜版本書目和解題書目為師就行了。有的版本書目如《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以下簡稱《標注》)等已對版本的存佚、真贗、異同、殘足和優劣作出了具體評價,那就更富指導意義,更能解決問題了。再如要是需要了解作者事略、著作內容、學術源流,以判斷古籍的學術價值或資料價值;分辨單刻本與叢書本,或某書是否叢書零種;弄清地方志的存佚、體例、纂修人、纂修年代,以及流傳情況,就得分別求助于《四庫全書總目》、《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中國善本書提要》等解題書目和《匯刻書目》、《叢書大辭典》、《中國叢書綜錄》等叢書目錄,以及《中國古方志考》、《中國地方志綜錄》、《中國地方志綜合目錄》等方志書目了。

三、要參考評介資料及藏書印鑒等。通過評介文章,可以間接地了解書目、書影,吸收時人的經驗。一般地說,評介者對所評介的書目、書影都進行過較深入的探討,其評介一般都能實事求是。如李裕民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訂誤二十一則》,用具體、翔實的資料,訂正了這部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解題書目在書名、卷數、著者、成書年代、全書編次等諸多方面的一些明顯舛錯。它提醒讀者不要被這二十一則舛錯所誤,同時又促使讀者聯系到《四庫提要辨證》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等糾謬書目,注意到是書某些內容還有進一步查證落實的必要。再如李慶的《刊行小議》,則為應用者提供了有關《靜嘉堂文庫宋元版圖錄》(以下簡稱《圖錄》)的兩條信息:一是不囿于舊說。經考證,把清藏書家、版本學家陸心源鑒定為北宋本的《李太白文集》更正為南宋本。二是有所創新。它突破了長期例行的成規,首創了一種新型編例,集一般項目與版面尺寸、所避宋諱、刻工姓名、藏書印鑒等不同的項目以及詳盡提要于一書,已具鮮明特色,而把書目、書影融為一體,則更為出類拔萃了。

從前一個信息看,《圖錄》編纂者的態度是嚴謹的,對其所收藏的宋元舊本都逐一詳加考證過。尤其可貴的是,作者實事求是,不迷信權威,敢于否定前修所作的某些錯誤鑒定。后一個信息,單就它那版面尺寸等不同尋常的項目而論,就比其它書目、書影都更為具體、科學,因而也就更為實用。版面尺寸,是版框實際高度與闊度的記錄,是一書異于他書的重要標志之一,是版本鑒定最科學、最準確、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試以明萬歷刻本《古今逸史二十二種》為例,它框高二十厘米,闊十二厘米九毫米。凡同書在行款、牌記、字體、紙墨等都毫無二致的情況下,其版面尺寸為20×12.9的,.即可定為同一版本。版面尺寸相左,只能視為同書異本。

避諱,是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產物,為維護封建統治服務,早就被掃進歷史垃圾堆里去了。但是,它有時給古籍版本鑒定幫了大忙。如《漱石山房集》用仿宋體上版,很像明末刻本。然而,清初上版字體繼承明末風氣,也有可能是清初刻本。、只要查諱字,便能作出判斷。該書卷二卷端題下銜名把“?!笨坛?,了“較”,顯系避明熹宗朱由校的諱。卷一頁一行二第十字“玄”字原封不動,可知不避清圣祖玄燁的諱。據此,可以認定,此書當為明末天啟刻本。

自雕版印書推行以后,各個時代,、各個地區,都涌現不少刻書工匠。無論官刻、家刻,還是坊刻,欲要刻印精善,都不能不延聘能工巧匠。核對刻工,不僅可以鑒別版刻的高下,而且還可以推斷版本的繡梓年代與地區。宋本《新序》,鐫有刻工洪新、洪茂,他們是南宋紹興年間(1131—1162年)杭州刻書名匠,可以斷定,此書為南宋紹興年間杭州刻本。宋本《放翁先生劍南詩稿》,刻工胡元、蔡懋、劉振、蔡申、蔡章等都是南宋中葉吉州地區的良工,把它定為南宋中期江西吉安刻本,也就不成問題了。

藏書印鑒,歷來為版本鑒定者所重視,因為不管官府還是私人,其藏書一般都經過認真鑒定,擇優收藏。負責鑒定和抉擇的,一般都是行家。其所鑒定和抉擇的,一般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在這個意義上說,藏書印鑒無異于版本鑒定證明書。如宋刻元修本《說文解字》。蓋有“臣晉”、“海虞毛表奏叔圖書記”、“季印振宜”、 “滄葦”、“桂馥之印”、“阮元印”、“研經老人”,以及“楊氏海源閣藏”等印記。毛晉,汲古閣主人,明末著名藏書家、刻書家,毛表,字奏叔,毛晉第四子,汲古閣繼承者之一;季振宜,字滄葦,清初著名藏書家、版本學家;桂馥,字冬卉,清代著名書法家、篆刻家、考據家;阮元,自號研經老人,曾??踢^《十三經注疏》,匯刻過《清朝經解》;海源閣,是清代著名藏書家山東楊以增的藏書處。這些藏章的主人,都擅于鑒別。此本歷經明清兩代好幾位名家鑒藏,誰也沒有對其版本提出過異議,其鋟版年代是無懈可擊的。清汪佑撰《星溪集略》、孫郁撰《漱玉堂三種傳奇》兩部稿本,清伊秉組纂輯、伊秉綖抄本《心稽小錄》,宋米芾撰、清吳翌鳳抄本《寶晉英光集》,由于分別鈐有撰著者和傳抄者的印記而得到了肯定。它說明了藏章對抄、稿本的鑒定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有時甚至能夠產生決定性的作用。

總之,《圖錄》緊緊地抓住了對版本鑒定能起舉足輕重作用的關鍵性環節,客觀地反映了日本靜嘉堂文庫所珍藏的我國宋元舊本總體面貌和各本真情實況,無論翻檢、稽核或征引,都大可放心。

四、須綜合應用。書目之間,書影之間,書目和書影之間,其所收錄的古籍及其版本,有交叉,更有互異。綜合應用,就是通過“交叉”,去核實某一古籍及其版本,或從中發現某一問題;就是利用“互異”,去解決某一書目或書影所無法解決的問題。

第一,用以互相印證降低乃至避免片面性,加強科學性。明末毛晉綠君亭刻本《洛陽伽藍記》,見于《標注》著錄,再查《中國版刻圖錄》(以下簡稱《版刻》),其版本就得到了證實。元大德八年丁思敬刻本《元豐類稿》,《標注》只在同他本比較時提及,未作專條著錄,未免使應用者產生疑慮。一查《版刻》,心里踏實了。

第二,可以互為補闕。應用某一書目或書影,往往囿于收錄范圍,使查找、鑒定產生困難。經與其他書目或書影對照,困難往往就解決了。例如,明何景明的《大復集》;《標注》只載明嘉靖三年雅竹齋刻本和嘉靖十年義陽書院刻本,獨缺嘉靖三十四年刻本。而王重民的《中國善本書提要》(以下簡稱《提要》),不僅補救了《標注》的這一遺漏,而且還使鑒定者了解到:這三種嘉靖本都是每半頁10行,每行18字,版式也差不多,極易混淆,三者存在明顯的差異之一是,三年本只有唐龍序,十年本多了王廷相序,而三十四年本則又多了鄒察跋?!妒酚浖馑麟[正義》有明嘉靖四年北京汪倞刻本,有嘉靖四至六年震澤王廷喆刻本,有嘉靖十三年秦藩朱焯刻本?!稑俗ⅰ范加璺从?,但是從中看不出三者之間有什么內在聯系。而《提要》一方面點明汪本、王本、朱本都源于宋建陽黃善夫家塾本;另一方面又對三者進行了評騭,指出王刻最精。這樣就避免了由于《標注》的簡略而使版本鑒定中途擱淺。又如,明弘治五年,建陽詹氏進德書堂重刻本《大廣益會玉篇》,《標注》未載,無法論證其版本。經查《版刻》,其封面右刻“弘治壬子孟夏之吉”,左刻“詹氏進德書堂重刊”,中刻圖像,欄上橫題“三峰精舍”,待查本與書影完全對上了號。邊就解決了《標注》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保證了版本鑒定的準確性。

第三,借以相互糾繆。由于書賈作偽、翻刻重印、輾轉傳抄、鑒定不精、著錄失實等諸原因,造成了書目、書影的衍、脫、訛、倒,干擾了版本鑒定。明彭大翼的《山堂考索》,若以《標注》著錄為據,應定為明萬歷二十三年乙未刻本,證之《郘亭知見傳本書目》(以下簡稱《書目》),著錄為明萬歷四十七年己未刻本,恰與卷首有萬歷己未張幼學《小紀》的福建師范大學圖書館收藏本相契,可糾《標注》之謬。.明李贄的《焚書》,《提要·補遺》認為“大約作于萬歷二十六、七年”易難免主觀武斷。本世紀80年代出版的解題書目《簡明中國古籍辭典》說它“約成書于明萬歷四至三十年間”,就比較可靠,足以糾正《提要》的錯誤?!斗贂范嘞禃?、雜述,而雜以讀書心得及各體詩章,絕對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兩年之內。據考證,李贄的有些雜述、書答的寫作年代比較早?!蹲课嵴撀浴樊斪饔谌f歷六年戊寅(1578年)姚安太守任內?!稄袜囀枴?,約寫于萬歷十三年乙酉(1585年)?!短嵋返恼`載,是顯而易見的。

五、開拓應用途徑。開拓書目、書影的應用途徑,一實際上就是更多地借鑒前人和時人的經驗。它既有助于提高版本鑒定的質量,又有助一于鑒定者增廣見識、豐富經驗和提高鑒定水平。

首先,要善于應用現有的書目、書影。對于現有各種類型的書目、書影要盡可能地了解得全面、具體,以便在需要的時候,能夠隨手拈出。經驗證明,只要平時多接觸書目、書影,當需要弄清某書是否已佚,佚于何時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地想到翻翻史志書目。要是亟待辨明某書的真贗,或了解四庫存目的古籍,或遇到待查古籍屬于地方文獻,或有待了解、考證的是唐五代寫本,也會很快地意識到,要分別向《偽書通考》、《四庫全書大辭典》、地方文獻書目和地方志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以及《敦煌古籍敘錄》等相應的書目求援。當需要解開類似《柳河東集》的作者為什么不是唐柳宗元而是宋柳開,明李贄的《大雅堂雜著》和《枕中十書》究竟是同一著作呢,還是兩本不同的書,也就不可能忘記發揮《同名異書通檢》和《同書異名通檢》的作用。

就某一類型而言,更要對各個書目、書影的底細有所了解。同是版本書目,掌握了《標注》著重標注四庫已收古籍,《販書偶記》專載四庫未收者,而《書目》則兼錄四庫已收、存目、未收古籍這一特點,就可以避免亂用一氣,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是解題書目,明確了《四庫全書總目》是為四庫所收的清乾隆以前的古籍撰寫提要,《四庫全書大辭典》和《四庫未收書目提要》(即《研經室經進書目》),分別為四庫存目古籍和四庫當收而未收的古籍撰寫提要,而《簡明中國古籍辭典》和《中國善本書提要,》則又是分別為自先秦至清季流傳至今“有籍可征的古代典籍”,和收藏于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以及美國國會圖書館的一部分我國古籍善本書撰寫提要,應用起來,就會按需取用,得心應手。同是叢書目錄,明白了《叢書子自索引》、《叢書子目書名索引》等專供查檢叢書零種的;明白了《匯刻書目》、《增訂叢書舉要》、《叢書目錄.拾遺》、《叢書大辭典》和《中國叢書綜錄》等不限于查檢叢書零種,其中以后兩種較為常用,而又以最后一種較為精審,應用起來,更是成竹在胸了。

至于書影,其數量比書目少得多。比較重要的有繆荃孫的《宋元書影》、楊守敬的《留真譜》、瞿啟甲的《鐵琴銅劍樓宋金元本書影》、藩承弼和顧廷龍的《明刻版本圖錄》、北京圖書館的《中國版刻圖錄》等。其次,要及時掌握書目、書影出版、收藏信息,并盡量追蹤應用。這將有助于開拓應用途徑,提高應用效率,促進版本鑒定的發展。例如,《群經音辨》七卷,《標注》僅載“又刊于汀州”,災梨的具體時間和地點都不甚了了,“不能作為版本鑒定的得力依據。如果消息靈通,懂得應用1987年陜西版《中國版刻綜錄》(以下簡稱《綜錄》),那么,就有根據把它定為南宋紹興十二年汀州寧化縣學的刻本了。建安余志安勤有書堂先后鏤版于元致和元年和元統三年的《三輔黃圖》和《國朝名臣事略》,《標注》均付闕如,無從核定其版本。用上了《綜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明王庸的《唐詩正音》二卷,清吳兆宜箋注、吳惠叔抄本《才調集箋注》十卷,到底是真本呢,還是冒牌貨?《標注》,沒有交代,要是了解到1987年陜西版《唐詩選本六百種提要》,就很快找到了答案。

落實待查古籍是否善本,除了《汲古閣書跋》、《蕘圃藏書題識》、《思適齋書跋》等現有題跋結集以及《鐵琴銅劍樓宋元本書目》、《善本書室藏書志》、《滂喜齋宋元本書目》、《宋元舊本經眼錄》、《故宮善本書目》、《北京圖書館善本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等現有善本書目可供應用外,還有1986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周叔弢先生于1952年贈送給北京圖書館的七百多種宋、元、明抄、校善本書目《自莊嚴堪善本書目》。

特別應當提到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6年開始,到1990年底出齊的反映我國當代古籍善本書收藏情況的大型書目《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這部大型書目著錄了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公共、高校、科研系統圖書館,以及博物館、文管會等781個單位收藏的古籍善本書大約13萬部。全書分為經、史、子、集、叢五部,立目6萬多條,每部古籍善本書都注明收藏單位。其分類比四部分類法合理,其收錄數量是歷代官修、私撰書目所不能比擬的,而且比較便用、實用。

書影為數雖有限易但不等于都沒有新版的。上舉的《圖錄》,就很能說明問題。及時掌握《圖錄》存在的信息及其落腳點,在鑒定、稽核、引用宋元舊本時,就多了一條應用途徑。

此外,有些工具書所附的專題書目,諸如1986年河南版《中國語文學家辭典》所附的《中國語文學著作索引》,四川版《詩經詞典》所附的《歷代(詩經>研究的重要著作目錄》,江蘇版《唐宋詞鑒賞辭典》所附的《詞學要籍簡介》,1987年江蘇版《古文鑒賞辭典》所附的《古文書目舉要》,1988年上海版《唐宋詞鑒賞辭典》所附的《唐宋詞書目》,中國婦女出版社的《元曲鑒賞辭典》和《古詩鑒賞辭典》所附的《元曲書目介紹》和《古詩書目介紹》,等等,都很有可能提供某些古籍及其版本的一些情況,不應當小覷它。

六、正確對待書目、書影。任何一部書目、一書影,都不可能不出這樣或那樣的紕漏,都必須對它保持應有的警覺性。喪失警覺,很難避免重蹈前人和時人失誤的覆轍。為了吸取經驗教訓,必須探究產生紕漏的主要原因。

(一)版本鑒定不精。古籍版本情況比較復雜,即使經驗豐富、態度謹慎的鑒定者也無法保證萬無一失。前面說過的明嘉靖初年震澤王氏仿宋刻本《史記集解索隱正義》,由于仿刻得形神畢肖,最能亂真,遂被書賈喬裝打扮成宋本,進行招搖撞騙。版本鑒定不精,必然誘發著錄失實?!短斓摿宅槙俊分兴鞯腻e誤著錄,就是出于這一原因。天祿琳瑯,是清乾隆年間內府收藏善本的去處。一旦把贗品誤為真本,鈐上“乾隆御覽之寶”、“八秩耄念之寶”等璽印,鑒定者更難看清它的真面目了。

(二)藏書家作偽。書賈作偽,為了射利。而藏書家,多系版本學家,為什么竟步書賈的后塵,也弄虛作假呢?這是因為個別藏書家出于抬高其藏書身價的目的,有意提前某些藏本的梓行年代,往自編的藏書目錄或書影里攙假。近人劉承干在其《嘉業堂善本書影》里把明刻《春秋經左氏傳句解》、清刻《帝學》著錄為宋本,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三)編纂者的疏忽。有些書目、書影的編纂者未經查證,就把前人或時人書目中的某些古籍及其版本照錄過來,使他書的訛誤得以混跡于其所編的書目或書影之中,給版本鑒定帶來了許多麻煩。就說《標注》吧,雖然不失為一部較受歡迎的版本書目,然而錯漏也不少。如宋廖瑩中世彩堂刻本《河東先生集》,竟被更名為《詁訓柳先生文集》,明萬歷間何熊祥刻本《白沙子全集》,被簡化為《白沙集》,清乾隆刻本《桃花泉弈譜》著者為范西屏世勛,也變成了范西屏建勛。還有,明刻《分類補注李太白詩集》,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玉幾山人刻本,不同于許自昌刻本,《標注》卻認為“明許氏刊,似即玉幾山人??瘫尽?。說到許刻,還有許多翻本,有的還可能遲至清代中晚期才翻刻的。原刻與翻刻極易混同,亟待審辨,而《標注》一概失收。以上種種倘據以鑒定版本,豈不僨事?

總之必須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正確對待書目、書影。既要充分肯定它積極的一面,以它作為版本鑒定的良師益友;又要清醒地看到它的不足之處。特別需要警惕書賈和個別藏書家作偽,留心鑒定不精,著錄失實的貽害。

以上各點所涉及的多系應有的態度、方法和經驗之類。這些方面雖然重要,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建國以前編制的書目、書影,都有階級和時代的局限性。魯迅先生曾給一位學習古典文學的大學生開列了一份必讀的古籍書單。在肯定其中一種叫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是現有的較好的書籍之批評”的同時,還特別強調指出“但須注意其批評是‘欽定’的”。這一富有說服力的事例告訴我們,應用書目、書影,不要讓某些錯誤觀點牽著鼻子走。

進行古籍版本鑒定需要應用書目、書影,從事目錄學、??睂W、考據學,訓詁學、文獻學等學科領域的研究或工作,也都離不開書目、書影的幫助。就是僅僅了解一下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也不能不依靠書目和書影的指導。由此可見,上述各點,并不局限于古籍版本鑒定,它也能對其它學科領域的讀者發揮一些參考作用。

本文原創,作者:hegnzhenge,其版權均為恒臻閣文物鑒定所有。如需轉載,請注明出處:http://www.edenwaterspress.com/wenwu/10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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